摘要：1860年汕头开埠，富有爱国爱乡优良传统的海外华侨，纷纷挟巨资到汕头这个充满商机的通商口岸，投资工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汕头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城市繁华，从而铸造了遐迩闻名的百载商埠，缔造了一个著名的侨乡。

关键词：汕头；开埠；近代华侨；投资热土

1860年，汕头因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而被迫依据中美《天津条约》开埠通商。汕头开埠是被迫的，痛苦的，但这却是汕头的开放。对于近代汕头来说，开埠通商意味着发展，意味着商机无限，是投资的热土。

开埠后的汕头，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投资热潮。富有爱国爱乡优良传统的华侨，尤其是海外潮商，纷纷挟巨资到汕头这个充满商机的通商口岸，投资工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陈慈黉家族、高绳芝家族等等潮汕商人来了；李伯桓、胡文虎等等客家商人来了；南生公司拔地而起，永安堂隆重开业，潮汕铁路通车运行……一个又一个的投资项目，无不得益于汕头开埠，得益于汕头开放，都强有力地推动了开埠的汕头，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城市繁华，从而铸造了遐迩闻名的百载商埠，缔造了一个著名的侨乡。

一、投资进出口业

开埠后，华侨在汕头进行商业活动的重心，与汕头通商口岸的地位和侨乡中心城市的特点相一致，表现为近代华侨在汕头的投资中，出入口贸易总是占第一位，而且在这方面的活动也比较早。

在汕头从事汕—香—暹—叻国际贸易的商人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潮汕本地商人，一为华侨，特别是海外潮商，而真正能够控制汕头与香港、东南亚贸易的还是海外潮商。华侨挟巨资来汕头经营进出口商业，并且掌握东南亚市场，又掌握一定的海运能力，往往在汕头进出口贸易中居于龙头地位。

华侨较早投资于汕头进出口业，其资本巨大。光绪年间，就有海外潮商建立的进出口商号，如1893年的“和祥号”、“吉祥号”和“福成号”等，1899年的“吉源号”，1900年的“蔡禄成号”，1905年的“吴丰发号”，1909年的“承德号”、“吴春成号”等。

南商、暹商、南郊、和益是汕头出口商四大公所，都是由华侨投资的。当中，以南商、暹商与华侨的关系最为密切，侨资的比例最大。估计南商、暹商的侨资占90%；南郊的侨资占30—40%；和益的侨资占10%。[1]

其它的进出口业也多由海外潮商投资经营。享有盛名的新加坡华侨黄松亭，在汕头开设有森峰号，经营汕头与东南亚贸易。新加坡潮商林子明胞弟林守明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与友人在汕头合创“德美合记”商号，经营德国原料，后又代理侨领陈嘉庚橡胶厂出品的胶鞋。抗战胜利后，林子明的林德利商号在汕头设立分号，经营出入口贸易。庵埠旅新加坡华侨陈鸿逵也在汕头投资创合福盛商号，专营出口京果杂货等业务。

由于华侨经营海外商业贸易历史久，资本雄厚，往往形成对汕头进出口市场的垄断。早在20世纪初，华侨在汕头已设有专运暹米来汕销售的商号多家，如陈炳春、成德泰、裕兴利等。至1949年，华侨投资建立的泰米、越南米、缅甸米商号有14家，投资223万元，其进出口商业投资占华侨商业总投资的一半以上。[2]

抗日战争前，汕头埠最大的柚木行是泰国华侨胡云江、辛文波等创办的泰和隆木材行和广盛隆柚木行。据调查，近代潮汕地区木材的进口基本上为华侨所经营。[3]

相关数字表明，1919年，华侨在汕头投资进出口业的资本达26万元。1949年以前，海外潮商投资进出口商业比其他行业多，共建商号86家，投资增至401万元。[4]

近代华侨对汕头进出口业的投资和经营，促进了潮汕乃至兴梅、闽西南及赣南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商业贸易的发展又带动农业的发展，并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生活出路。如，由于进出口业的发展和南洋华侨对潮州柑的需求增加，推动了潮汕地区柑园面积的扩大，柑农增加。仅潮安一县，柑园面积达2910亩以上，每年外销收入约70—80万元。潮汕人民赖此维持生活者有10万人左右。[5]

二、投资商业

在开埠的推动下，汕头迅速崛起。以海外潮商为主体的华侨，看好汕头在汕一香一暹一叻国际贸易圈中的重要地位，看好汕头有条件成为一个近代国际港口城市，看好汕头埠是大展身手的商业平台，看好汕头埠是大有发展发财的机会，他们踊跃到汕头投资，期望在汕头建立近代工商业基地，大展鸿图。

开埠后，大量侨资（特别是海外潮商资金）挹注汕头，出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商行、五金化工商行、药材商行、绸布商行、食杂商行、土杂商行等，特别是百货商行。

百货关乎百姓。汕头埠的百货业自然地成为华侨投资的主业。当时最负盛名的南生公司、振源公司、平平公司、广发公司四大百货公司先后落户汕头埠，相继聚集小公园商业区营业，这使得小公园成为当时汕头埠的商业黄金旺地，更是汕头埠商业豪华时髦的标志。四大百货公司除了广发公司，其余三个公司都是华侨投资兴办的。

南生贸易公司，简称南生公司。1932年，印尼梅县籍华侨李柏桓联手同乡侨胞李耀宗、李远波、李镜泉、李视棠等人集资，在汕头新的商业中心小公园盖了一座7层高（当时全市最高）的营业大楼，第一层至第二层经营老本行——百货，第三、四层为中央酒楼，第五、六、七层为中央旅社，整座楼的总称是“南生贸易公司”，资本总额为银元30万元。李柏桓任总经理，高峰期员工共300多人。

南生贸易公司全楼经营范围包括日用百货批发零售、金银首饰、汇兑、酒楼、旅社等，集购物、游玩、餐饮和住宿。可以说，是现代商业综合体的“鼻祖”。

振源公司是1932年由镇邦街泰源号老板郭仲眉招请蕉岭人吴德馨为主的归侨、海外侨胞以及部分乡亲集资创办的，由吴德馨任经理。公司经营中外百货批发零售，并办理侨批汇兑。初集资本光洋20万元，后由吴德馨扩大投资，资本总额大洋50万元，吴德馨占股额80％。振源公司设立于至平路中段连接德兴路头的地方，门面宽敞，公司招牌字专请国民政府元老于右任书写。

振源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以开创橱窗货样陈列开放的方式，在汕头埠商界迅速异军突起。同时，公司常以赊销的方式将国产土特产等货物，交由来往南洋各地的水客带到国外销售，凭借这种特有的销售方式，公司每月营业额高达大洋七、八万元之多。

振源公司经营的侨批汇兑也很发达，全盛时期业务在国外发展到新加坡、棉兰、吧城等东南亚地区，在国内的潮梅十五属均有国定点分发侨批，密切了汕头亲人与海外侨胞的联系。1939年6月，汕头沦陷，振源公司来不及疏散内迁。在日伪统治汕头期间，公司货物人员进出困难，形同死市，业务萧条，最终坐吃山空，资财耗尽。至1945年抗战胜利，公司已是无力回天，只得宣告结业。

平平公司是新加坡华侨于上世纪20年代集资在汕头创办经营的，股东95％是华侨，开办时资本总额为银元11万元。公司初设在镇邦街，楼下楼上作门市营业，曾雇佣女售货员5人，开汕头妇女当售货员之先。后来为扩展业务，租得居平路四层大楼一座，公司由镇邦街迁至居平路开张营业。公司新址店面宽敞堂皇，业务日益拓展，全店员工最多时达108人，年年均有盈利。公司经营方式以批发、零售日用百货针棉织品、文化用品为主；经营宗旨是薄利多销，公司规定毛利不得超过11％—13％。1939年汕头沦陷前，平平公司事先将约50％的货物转移至大埔，继续经营。抗战胜利后，平平公司居平路原址租不回来，改在外马路海关前经营进出口生意，至1948年结束营业。

除了四大百货公司，华侨投资汕头比较有名的商业，要数胡文虎创办汕头永安堂制药厂。1927年，依靠制药致富的缅甸福建籍华侨胡文虎到汕头创办汕头永安堂制药厂，最初的投资额达80万银元。胡文虎建造“胡文虎大楼”（在今位于汕头市金平区民族路69号），最高6层，这是汕头开埠后第一座最高洋楼。永安堂虽是制药厂，但主要是经营永安堂药品，以虎标万金油最为有名。

华侨投资汕头的商业，主要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据统计，1949年以前，华侨投资汕头的商号有216家，投资额为1千万元。[6]近代华侨大量投资汕头商业，或自己投资兴办商业，或资助国内亲属从事商业活动，使近代汕头商人不断发展壮大。华侨，特别是海外潮商，是汕头商业发展、商人兴起的一股强大推动力量！

三、投资房地产业

开埠后，汕头商业贸易业态发展趋好，华侨看中汕头房地产业的巨大潜力，踊跃投资汕头房地产。据统计，华侨投资近代汕头房地产业多达2千余万元之巨，其中，1927—1937年就有933万元。陈黉利家族于1929—1933年间在汕头购置大片地产，兴建400多栋新楼房，在“四永一升平”就拥有220多间铺面；新加坡潮商荣发源也在汕头建有大片楼房。在汕头新建的4千余栋楼房中，估计华侨拥有产权的就有2千栋，其投资额占整个汕头房地产投资额的2/3。[7]华侨踊跃投资房地产，为近代汕头城市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投资服务业

开埠后，随着汕头埠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侨纷纷投资汕头的服务业。南生贸易公司营业大楼的第三、四层就辟为中央酒楼；最大的酒店是永平酒店。

“永平酒楼好布置，陶芳酒楼好鱼翅，中央酒楼好猫腻，中原酒楼好空气”。这是30年代汕头埠一句耳熟能详的顺口溜，它道出了当年小公园最出名的四家酒楼各自的特色。其中，位于永平路11号的永平酒楼最负盛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粤东首屈一指的商埠、南中国重要的通商港口，汕头正处在经济繁盛期。经济繁荣促进了餐饮业的发展，老市区一带开设有酒楼、茶店、饭馆30余家。华侨投资的旅馆，较出名的有西南通旅馆、富春旅馆、东南旅馆。永平酒店、西南通旅馆等这些酒楼、旅馆，基本上齐聚小公园商业区，构成一个颇具规模、非常繁华的商业——服务业圈，成为近代汕头的一块名片。

五、投资金融业

开埠后，随着汕头商业贸易的发展繁荣，众多的华侨看准时机，踊跃投资汕头金融业。1900年，澄海籍泰国华侨高学能在汕头设立嘉发银行，生意网遍及华南、东南亚各地。1903年，新加坡潮商廖正兴、陈德润等人“倡议招集股本一百万元，于汕中创办银行，名曰四海通有限公司。以汕叻香申汇兑按揭、放息为宗旨，在汕者为正公司，并创一副公司于石叻，而香申二港暂行寄批，俟办有成效，再扩而充之”。[8]

暹罗潮商纷纷在香港、汕头和新加坡设立金融机构。20世纪初期，泰国潮商创立的金融机构大多在香港、汕头和新加坡开设支店（分行）。例如，郑舜之的顺福成银行、陈炳春的陈炳春银行、谢毅庵的广顺利银行、廖公圃的荣兴银行，以及陈峥的泰山银行，均在上述三个地区开设有支店，以支援潮汕商人跨越国界的地区间贸易活动。1933年，陈弼臣也参与了香港汕头商业银行的创立活动，以便支持在香港潮商的业务。1933年，陈黉利家族掌门人陈守明将暹京黉利栈汇兑庄升格为黉利银行，在香港、新加坡及汕头均设分行。

华侨还投资、经营汕头的侨批业。道光十五年（1835年），澄海华侨黄继英于新加坡创办第一个潮汕侨批局——致成批局，在其影响推动下，海内外潮汕侨批局不断发展。在东南亚，潮商经营的批业商号多达451家，几乎遍及重要的潮州移民聚居地，其中仅曼谷就有117家，新加坡有80家。[9]到晚清时期，潮汕有侨批局50家。

作为通商口岸的汕头，侨批业十分发达，侨批局为数最多。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汕头市有批信局66家。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恢复和发展至131家，其中，汕头由抗日战争期间的30多家增至73家。[10]这些批局主要聚集在老城区的“四永一升平”一带。华侨尤其是海外潮商是开埠后汕头金融业快速发展、高度繁荣的重要力量。

六、投资工业

开埠后，华侨积极投资汕头工业。华侨对汕头的工业投资约有332万元，约占汕头工业资本的50％—60％，建立20家近代企业。由于近代汕头的交通与商业贸易条件以及海外潮商资本规模，近代海外潮商在近代潮汕工业方面的投资，往往集中在市场基础好、资本量少的生产部门，如食品工业、日用品工业方面，而且较容易取得成功。

纺织业

1908年，泰国澄海籍华侨高绳芝家族就在汕头投资，创办振发织布局。1928年，汕头市区有财合、大新、华丰等数家规模不小的织布厂，每户年均产布2000多匹。1932年，大多数织布厂改用电动织布机进行生产。

食品工业

由于近代潮汕移民遍及东南亚与国内各大商埠，潮汕食品在东南亚及国内各大商埠拥有广阔的市场，潮汕食品工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20世纪初，高绳芝在创办汕头振发织布局的同时，在汕头创办绵发及昌发两机器榨油厂。

1908年，海阳枫溪人吴潮川在香港起家的南北行巨商在汕头创设适味罐头厂，生产水果和蔬菜罐头，出口上海、香港、曼谷和新加坡等地，至1920年，该厂全年获利10万元。1925年，澳洲潮商谢德茂等人以股份公司形式创办汕头同化罐头厂，资本2万元，主要生产水果、杂菜罐头，其中荔枝等水果罐头占60％，杂莱罐头占40％，每月生产2000余箱(每箱48筒)，50％产品运销上海、天津等国内大商埠，50％产品运销暹罗及新、马地区。[11]

1928年，泰国潮商何伟南、许大度、何丰合等人创办汕头冰雪厂，投资12万银元，1930年又追加投资6万美元，形成日产冰30万吨的生产规模，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制冰厂。由于汕头食品加工业发达，汕头冰雪厂年年盈利，年纯利高达产值的30％。[12]

日用品工业

华侨积极投资汕头日用品工业，并且取得较大成功。1931年，暹罗“火柴大王”王凤翔与王荣勋等人筹资创办汕头利生火柴厂，资本9万银元，为汕头火柴业大户，带动近代汕头火柴业起步。随后，华侨又创办光华、东明、耀昌、励华等厂，汕头成为为华南地区火柴生产中心之一，大部分产品销往福建等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汕头市火柴日产量为4百余箱，产品远销福建、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其中台湾销路最广。

1915年前后，华侨投资于汕头肥皂工业，先后建立大成、利强、鸿茂等几家机器制皂厂，产品行销潮梅地区，并远销广州、上海、福州、厦门、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地。

尽管华侨对潮汕工业的投资并不算多，但在食品工业、日用品工业以及纺织业方面却取得了较大成功。除食品工业、日用品工业有广阔市场外，华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与技术，善于经营也是其经营成功的关键因素。

七、投资交通运输业

近代潮汕交通近代化的最早领域是内河航运业。随着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的形成，汕头进出口迅速增长，商品流通日益繁重，依靠内河木筏、竹排与帆船难以承受与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华侨纷纷投资汕头近代内河航运业，使汕头具有强大的近代内河航运能力。

1905年，由著名侨领郑智勇倡议，泰国潮商创立暹罗华侨通商轮船股份公司（简称“华暹轮船公司”），集资300万铢，购置8艘轮船，航行于泰国、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其中有4艘专门行驶于汕暹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泰国潮商陈慈黉家族租赁轮船数艘，航行于汕头、香港、泰国、新加坡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商船务公司进一步兴起。泰国著名华商伍佐南独自开了一家船务公司，其航线也是以汕头—东南亚线为主。30年代，泰国五位华商联合组成“五福轮船公司”（简称“五福”），专门服务于汕头、香港、暹罗等地国际贸易。

1906年5月3日的《时报》报道说：“航行于韩江之小蒸汽船，内河汽船会社有四：即汕潮揭公司、炎记轮船公司、德记洋行、元兴洋行是也。”[13]1923年，共有内河轮船公司22家，有41艘轮船，开辟12条内河航线。1938年，轮船数又增至86艘。[14]

在内河航运业近代化过程中，华侨资本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34—1935年间，在韩江航行的三大轮船公司均有华侨投资，最大的东成公司拥有浅水轮船26艘，资本90万元，约2/5的资本出自海外潮商；利民公司的资本中，海外潮商资本占3/10；大宁公司的资本中，海外潮商的投资占1/3。[15]汕头轮船行商人运销规模相当大，属大资本经营行业。在当年的汕头商界，轮船行商人财力最为雄厚，所获收入最为丰厚，他们以老大商人自居。

对近代潮汕交通业投资最大的还是梅县侨商张榕轩、张耀轩兄弟。1904年，张榕轩兄弟看好汕头港口条件，也看好汕头至潮州城以及附近墟市之间交通的商业价值，斥巨资创办潮汕铁路，以近代轨道交通解决汕头与韩江上游地区人货交流的问题，它不仅有利于潮汕地区自身的人货交流，更有利于原来停留在潮州城附近墟市的梅州、闽西、赣南商人直接南下汕头贸易。

潮汕铁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成通车。它南起汕头，北迄海阳县意溪镇对岸的韩江边，全长42．1公里，是我国第一条华侨兴办的商办铁路。潮汕铁路是当时国内经营最成功、经济效益最大的铁路之一，尽管军阀拖欠巨额车费，但从1916年到1936年，除少数年份亏损外，潮汕铁路每年都有盈利。火车平均每日往返6次，客货兼运。1931年以前，平均每日载客约3000人次(军队不计)，载货约70吨；1933年以后，平均每日载客4000余人次，载货100吨以上，“查此路之收入，几与日本之东海道线相等，实为吾国各铁路中最有成绩者”。[16]

1915年，大埔人杨俊如、萧林秋集资22万元兴建汕樟轻便铁路，其中东南亚潮商的投资占7/10左右。此铁路连接汕头与澄海两地，全长16．1公里，也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潮汕近代公路兴筑较晚，1928—1937年间潮汕各地才大规模修筑近代公路。在此期间，共筑成公路993．8公里，通车736．6公里，初步形成潮汕地区近代公路交通网络。在修筑近代潮汕公路过程中，海外潮商也投入不少资金，如汕樟公路35公里，投资32万元，其中海外潮商投资占1/3。

八、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开埠后，随着汕头市区的扩大，众多华侨纷纷里汕头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1905年，普宁人方仰欧、方延珍向德国婵臣洋行购入两台直流蒸汽发电机，创办汕头第一家电灯公司——昌华电灯公司，但经营不善而转手给高绳芝。高绳芝毫不犹豫将昌华电灯公司的机器、地基接手过来，改设开明电灯公司。1909年8月竣工，11月开始放电，并且逐年增加发电量，使日益发展的汕头近代工商业有了较稳定的动力保证。

1907年，高绳芝筹建汕头自来水公司，1910年动工，厂址设于距离汕头10公里的庵埠大鉴乡，自来水公司设于汕头乌桥直街。1914年，水厂开始向汕头市区供水。汕头成为继上海、广州、成都之后又一个有自来水供应的城市。

1883年，汕头开始架设有线电报，电线架设自福建经汕头至广州。1897年，汕头设立邮电局，推广邮政。1909年，潮汕第一条长途电话线路——汕头到澄海段架设开通。由于商用民用日众，1911年，高绳芝正式创办汕澄电话公司。1932年，汕头与美商中国电气公司合作的公立自动电话公司成功营业，全市用上自动电话，是全国第九个实现市内电话自动化的城市。1933年广汕无线电台开通。

开埠后，汕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迅猛发展，不仅支持了潮汕近代产业方式的转型，也推动了汕头市民新生活方式的树立。难怪有人认为，“如果说中国近代出现过市民社会，那么汕头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17]

开埠后，华侨的投资是热情的，踊跃的，数额是巨大的。据饶宗颐《潮州志》估计，1921年以前，每年进入潮汕的侨汇约在敷千万元之间；1921年以后，有1亿元以上；1931年以后，竟达2亿元之巨。[18]据统计，海外潮商在汕头市区的投资有5千余万元之巨，约占海外潮商对整个潮汕地区投资的三分之二。具体情况如下表。

据统计，从1889年新加坡潮商在汕头合资创办福成号开始，到1949年共和国建立，华侨（其中绝大部分为海外潮商）在潮汕投资建立4062家工商企业，投资金额为8000万元，约占近代华侨在广东投资总额的20．7％，占近代华侨在国内投资总额的11．39％，[19]为全国最大的华侨投资区之一。 

总之，开埠后的汕头，成为海内外投资的热土。近代华侨对汕头的投资，无疑是情深意长，积极踊跃，规模宏大，领域宽广，资金雄厚，作用明显，影响深远。近代汕头辉煌的百载商埠历史，铭刻着众多华侨，尤其是海外潮商的荣耀。

2020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汕头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是对海内外华侨以及华侨文化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广大华侨无不欢欣鼓舞，信心百倍。我们必须趁势而上，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科学谋划，精心打造具有“汕头风格、汕头气派、汕头特色”华侨文化品牌，聚四海华侨之精，会天下华侨之神，为汕头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提供丰富的智力支撑和强大的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1]杨群熙辑编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2003年，第348页。

[2]林济：《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3]杨群熙辑编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2003年，第353页。

[4]林济：《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5]杨群熙辑编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2003年，第353页。

[6]杨群熙辑编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2003年，第347页。

[7]林济：《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8]林济著：《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9]林济著：《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10]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实业志·商业），香港龙文书店，1965年。

[11]林济著：《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12]林济著：《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13]姜振逵：《华侨与潮汕地区近代交通网络的构建》，载张应龙主编《广东华侨与中外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1页。

[14]林济著：《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15]林济著：《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16]林济著：《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17]林济著：《潮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18]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实业志·商业），香港龙文书店，1965年。

[19]赵春晨、陈历明编著：《潮汕百年履痕》，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