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伦伦、李宏新的新作《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1949—2018）》，已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潮汕地区（1991年以前也称汕头地区）华侨捐资兴学的历程作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梳理，填补了广东华侨史专项研究的空白。

一、侨捐资兴学是潮汕地区的传统

广东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港澳同胞历来有回内地捐资兴学的传统，不论潮汕地区，还是五邑地区、兴梅地区皆如此。华侨捐资办学的直接受益者是留守家乡的莘莘学子。193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陈达教授为写作《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对汕头市近郊某华侨社区进行了半年多的田野调查。书里写道，该乡28个学校，“有华侨倡办者7校；其经常费（即日常经费——编者注）的一部（分）每年由华侨捐助者16校（包括华侨创办的数校）；华侨偶尔有捐款者8校”。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都是先在乡里一家叫“维则小学”的侨办学堂里上学的。这家学堂规模不小，四间分校设在四个小社区的祠堂里，高小时才集中到全乡大宗祠的“总校”上课。学校的主要倡办者是我的曾祖父，他在印尼、新加坡等地行医20多年后回乡定居，1918年会同几位乡贤发起集资，将乡里的几所私塾整合提升为一间“完全小学”，1933年维则小学因经费紧张而停办。令人感动的是，半个世纪以后，一位在香港经商多年的维则小学的老校友，捐资重建家乡小学，唯一的愿望就是将新学校重新命名为“维则小学”，以慰藉乡思。如今这间乡村小学也有102年的厚重历史了。

其实，类似维则小学这样的故事，潮汕地区随处可见可闻。书中特别介绍了澄海区的有德小学，这间小学由李氏先人创始于1904年，百年来校舍几次成危房，学校也数度更名。然而，只要国内社会条件允许，远隔重洋的李氏族人必风雨兼程，返乡谋求重建，不是一人两人，也不是一代两代人，而是集腋成裘，代代延续，而且始终坚持使用“有德”校名。该书正是从许多感人至深的实例中，准确地提炼归纳出潮汕华侨捐资兴学“源远流长”“分布广泛”“低调务实”“服从大局”等特点。

二、全景式叙述潮汕华侨捐资兴学

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潮汕地区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捐资兴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似不多见，散见于地方志书、专志及若干文史丛刊关于华侨捐资办学的记录，也多以资料辑录和个案介绍为主。《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1949—2018）》一书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为纵向时间轴，在较完整全面地归集梳理各个重要历史分期潮汕华侨捐资兴学的重大事件、基本资料、典型案例的基础上，着重剖析每一时期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国家侨务政策、行政和教育体制沿革等方面对华侨捐资办学的多重影响。此种纵横交叉、内外因素综合分析的方法，在区域性侨史研究中是比较少见的。

《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一书的另一个研究特色，是紧扣全书研究目标和基本观点，宽领域、大篇幅借助典籍、文件、媒体报道、碑铭和口述历史资料等，使各章节和每个论点都有相当厚实的文献、数据支撑。众所周知，教育领域涉及层面相当宽泛，加之潮汕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华侨捐资渠道、方式、数额复杂，收集、比照、筛选出可靠的数据资料实属不易。该书的出版对于广东和潮汕华侨史、教育史的研究者和实务决策者而言，其史实查考和数据分析的参考意义是不可低估的。通过该书中对潮汕华侨捐资兴学的全景式叙述，有助于读者延伸出更多的思考。

三、提升潮人素质的有效路径

以往的研究多从道德层面上探寻华侨捐资兴学的动因，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常怀乡情亲情，以捐资兴学来回馈桑梓，这当然是正确的。如果从经济学的视域看，潮汕华侨的回乡捐资兴学，是一定时空条件下国内外经济变局的产物。近代以降，随着汕头的开埠，潮汕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与暹罗、新加坡及其他南洋地区形成了经济社会诸要素的复合循环关系，一方面出于经济压力，数以百万计的潮汕人移居海外，在南洋地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潮籍华侨社会”，并衍生出对应的“潮货市场”；另一方面，海外潮籍华侨又通过私人侨汇、投资企业和投资住房等方式，每年将数千万元的外汇回输到潮汕，加快了潮汕地区经济社会近代化的步伐。陈达教授在1934年冬对潮汕闽南华侨社区的调查中就已发现，海外移民的生活体验和交往视野，使南洋华侨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不论是为了密切与潮汕的商贸联系、家族联系，还是为了追求较高的个人收入，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通过捐资兴学是当时提升本土和南洋“潮人”人力资源素质的有效路径，因而也是近代潮汕经济与南洋间“复合循环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链节。

四、探究华人华侨如何助力家乡发展

不论是晚清民国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时期，潮汕华侨的捐资兴学对象，大多数是本村镇本市县的学校。小至“维则小学”“有德小学”，大至“伟南中学”“汕头大学”均如此。《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认为，此种现象与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不无关系。如果从社会学的视域上看，潮汕华侨必须通过捐资兴学来提高本土教育水平，证明了地方政府公共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而从捐资办学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宗族”纽带，恰恰是近代和当代潮汕公共服务体系的真实映射。“村社”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常见的乡村自治形式，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国家微弱的公共服务不会下伸到乡村，乡村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调解纠纷、赡养孤寡老人、小型水利等，主要靠“村社”来承担，潮汕乡村的“宗祠”便是此种“村社”的典型组织形态。从晚清到民国期间，在地方政府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潮汕华侨只有通过宗族纽带才能整合改造私塾，兴办“新式学校”，推动传统的乡村教育转向近代教育。即便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宗族纽带依然是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资兴学的重要桥梁。《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列出，1978—1987年10年间原汕头地区侨资的校舍建设捐款1.6056亿元，占校舍投资总额4.8619亿元的33.02%，是地方财政拨款0.5018亿元的2.76倍。华侨的捐资兴学一定程度改善了潮汕侨乡教育的落后面貌。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以后，汕头市的高考入学率曾多年居于全省前列。可见，以何种方式、何种渠道使华人华侨的“乡情亲情”更有效地附丽于家国的教育、慈善、民生、经济事业之中，是值得继续深入探究的。

 五、侨务政策影响华侨捐资兴学

《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一书中，大篇幅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同时期教育体制和侨务政策变化对华侨捐资兴学的影响。如果从行政学的视域看，侨务政策和教育政策是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的具体体现。1949年以后，党和政府鼓励华侨积极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总体上是明确的，但对于每一时期能不能接受、怎样接受华侨捐资办学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以形成思想共识和正确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初期，侨办学校存废政策不甚清晰，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华侨捐资兴学的热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各项涉侨政策迅速调整，特别是在政治上为侨胞侨眷正名，全面落实侨产侨房归属等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捐资兴学的积极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华侨捐资兴学热潮，有力地配合了国家义务教育“普九”目标的实现。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的教育目标逐步转向优化教育结构、布局，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潮汕华侨自觉配合国家教育政策，通过设立基金会、加强师资培训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了捐资兴学的区域性统筹能力，适当调整侨资助学流向，更加精准地补齐边远农村的教育短板和薄弱环节，努力使华侨所捐款项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可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府行为，正确的侨务政策的及时调整落实，是吸引海外华人华侨、台港澳同胞回乡捐资兴学兴业的前提与保障。

掩卷之余，不由得有些感慨。如果不愿意沉下心来在旧方志旧档案里扒梳，不愿意放低身位挨村挨户做些田野调查，又如何能写出忠实于历史、忠实于本心的力作呢？

        （作者系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教授）

     本文出处：华侨为什么要回家乡捐资助学.南方新闻网,2020年3月2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825402421992741&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