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当社会发生大动荡，甚至实现大转型的时候，也正是文化发生阵痛、即将诞生新质的时候。因此，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为文化的质变、繁荣提供了契机。当封建社会走上穷途末路，已是较为封闭、僵化的潮汕文化面临着历史的考验和选择。就在此时，海外潮人主动肩起了历史重任，扮演了潮汕文化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为潮汕文化的丰富发展注入了生机。

 

　　一、 海外潮人对近代潮汕文化的丰富发展

 

　　大批海外潮人对近代潮汕文化的丰富发展，突出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潮汕文化输入民主性的新鲜血液

 

　　封建社会末期，“公车上书”换来可悲下场，列强的魔爪伸进九州门户，保皇改良无动旧体毫发，众多“女娲”已无力补天，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此刻，改良之风从南海吹起，广东成为抗击帝国列强侵掠的桥头堡，伟大的民主革命之根从广东大地生发。而

 

　　敢于刷新思想文化观念的海外潮人，最深刻地感受到封建社会的衰败没落，最直接地看清殖民统治的罪恶行径。他们较早接受文明的最新气息，较快地感应着民主风尚。当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组织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神经一旦伸进了海外潮人的文化心理时，便立刻引起了游子群灵魂深处的强烈震颤，从而积极参与民主革命实践。

 

　　1、 筹措革命经费，资助内地武装起义。他们认识到经费是民主革命活动的重要物质

 

　　基础。在新加坡，林受之“为推翻清朝帝制的革命活动，毫不计较个人的利益，甘愿毁家纾难，输财助军饷及接济急难同志……，几十万家财耗尽，身后萧条，成群子女无一得受高深教育，散居南洋各地，作佣工以维持生活”。林义顺为了“赞助革命，前后耗资数十万银元”。张永福“仅为潮州两次起义便筹集资金七万多元”，“为办报和筹款支持国内武装起义，耗尽资金，濒于破产。”在越南，许秀峰、许渭溪叔侄也同样“为革命东征、北伐慷慨解囊捐资助饷”。有的潮人为了更广泛更有影响地发动侨胞，遂创设了筹饷组织，如旅居新加坡的李伟南，对“中国历次在南洋方面所发动之救国及救灾运动，无役不予”;旅居越南的黄伟卿通过筹饷组织，达到“筹募巨款”以支援民主革命、支援孙中山北伐。还有许许多多如旅居泰国的郑智勇、郑子彬、陈梧宾，旅居越南的谢松楠、张化成等都是捐献巨资、尽心尽力为革命筹饷的著名潮侨人物。孙中山先生曾深情地说：“华侨筹饷之功，必与身临前敌者共垂千古而不朽。”

 

　　2、创办报刊及印刷书籍，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如张永福与林义顺、陈楚楠(闽籍)等在中国同盟会诞生之前就已组织了政治活动小团体，寻求救国之路。他们“翻印《革命军》(易名《图存篇》)2万多册，在新加坡广泛发售，并向清朝总理衙门及翰林院投寄，或由革命志士分批潜携进潮汕、兴梅和闽南一带，向大众秘密散发。1904年创办南洋第一家革命喉舌——《图南日报》，与《天南新报》针锋相对传播民主思想，宣传国民革命”。1903年，在新加坡最先建立星洲书报社，既供阅览，又开展演讲，此举得到孙中山大加赞许，“于是，从1905年以后，南洋各地华侨举办的书报社，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宣传民主革命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1906年，张永福等又“创办《中兴日报》，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还有同盟会槟榔屿分会的《光华日报》、仰光分会的《进化报》等都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祖籍普宁的方瑞麟，在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失败之后即奔赴新加坡，“任同盟会《中兴日报》主笔，继续鼓吹革命。”这些都使广大侨胞更认清了封建统治的腐败、帝国列强的野心，更坚信民主共和的必然趋势，从而在思想文化观念上起了质的飞跃。

 

　　3、保护革命领袖和革命力量，参与武装起义实践。 1903年上海发生了《苏报》案，是南洋潮人设法声援营救革命党人邹容、章太炎。1905年，孙中山到新加坡鼓动革命，被英殖民当局拒之境外，是南洋潮人出面交涉，并充当孙中山的担保人而登轮迎接。孙中山在东南亚各地经常得到潮人的竭诚相待和保护。革命思想的沟通，文化理想的认同，使孙中山先生在南洋一带与潮人过从甚密，来往交厚。丁未黄冈起义则是许雪秋、陈涌波、余既成等潮人在粤东大地一次重要的民主革命武装实践。虽然前后300多人牺牲了，但血与火的洗礼却促成了传统思想文化的脱胎换骨。起义失败，大批志士逃亡海外，黄冈一役的100多人，河口一役的600多人，还有镇南关一役的众多义士都得到了海外潮人妥善的安置照料。余既成逃往香港之时被捕入狱，孙中山致书港督力争，继由新加坡的潮人协力捐资营救。

 

　　4、捐资创办新式学堂，为国内兴起的新学潮流推波助澜。光绪年间的后期，由于废止科举，改书院为学堂，潮汕各地也开始闻风而动，废止旧学，大办新学。海外潮人意识到新学中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和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国封建思想的斗争无疑有其革命作用，能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遂不遗余力，积极捐资创办新式学堂。闻名的岭东同文学堂，就曾由南洋潮人捐款扩建校舍。许多诸如揭阳的义和小学堂、澄海南徽的有德小学堂及隆都前美村成德学堂、潮安华美乡的育华小学堂及金砂村的时新小学堂、汕头的正始小学堂、潮阳成田溪东村的启元学堂、普宁的洪山村学堂等等新式学堂都是华侨捐资创办。这些新式学堂是当时西学传播的又一条重要渠道，何况许多新学堂是让乡人免费就读的，这就更有利于学习和普及近代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这不仅是对科举制度的打破，也是对旧教育功能的否定。在教育目的上，实现了从培养纲常礼教的封建接班人向培养近代科技专才的质变。

 

　　海外潮人大量的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刷新了潮汕文化的旧有面目，加速了民主革命的进程，在潮汕文化的深层次上输入了民主性的新鲜血液。这是一种民族的觉醒，文化的觉醒，也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因为祖国的强盛是他们身处异邦安身立足的强大后盾，所以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更为独特和强烈。

 

　　(二)为潮汕文化培植竞争性的坚韧性格

 

　　潮汕人多地少，加上人祸、天灾不断，逼得人们走投无路，于是，出洋谋生成为许多人的选择，以至后来潮人移民海外人数达到空前规模。

 

　　竞争性无疑是海外潮人为我们创造的一份独特的精神文化财富。它具体体现为：

 

　　1、 冒险精神。近代是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社会动荡最为剧烈的年代，也是潮汕各县贫

 

　　苦人民离乡别井、漂洋过海谋求生路的特殊年代。明知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剥削极为残酷，但一批又一批的契约华工还是像“猪仔”一样仍然踏上了红头船，被贩运到未知数的彼岸世界。更具冒险精神的是那些大约为契约华工四倍的自由移民者，他们大多是举目无亲，赤手空拳而行。有的竞孤帆远影，颠簸于波峰浪谷，硬是漂越南海。他们凭着一股胆气和毅力到异国他乡决心用双手双肩，用精神意志打造自己的天下。

 

　　2、 艰苦创业精神。海外潮人崇尚这四字箴言：艰苦创业。不论是荒山野地被开垦拓植

 

　　而成的橡胶园，不论是在森林处女地开港辟出的胡椒甘蜜林，不论是出入口贸易，还是加工贩运，都见证着实业家们艰苦创业的非凡历程。人们往往只看到海外潮人事业成功的辉煌，而缺乏了解辉煌后面鲜为人知的创业艰辛。如果说冒险精神是竞争中的雄心，那么艰苦创业精神则是竞争中的实力。移民及“卖猪仔”炼狱的熬煎，异地筚路蓝缕的辛劳，锻造和培养了海外潮人不屈的韧性，所以艰苦创业的精神不只贵于创业之初，更贵于创业有成之后。

 

　　3、 凝聚合力的团结精神。竞争场上出现得最多的似乎是个人奋斗。其实，那是一个团

 

　　体、一个族群、一个民族各分子的分头出击。他们各自带着母体给予的聪明才智、毅力决心奔赴各自的领域大展鸿图。个人奋斗是以族群为依托，族群通过每个个体的拼搏而形成合力并屹立于世。这里体现着一种凝聚合力的团结精神，这种团结精神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互助、协作，更重要的是基于一种文化认同上所产生的思想、精神、意志的凝聚合力。环境与时势促使海外潮人必须守望相助，风雨同舟，诚信务实，艰苦奋斗。应运而生的海外潮人同乡会(或会馆)是海外各地潮人乡亲自己的家，是主心骨。这种地缘社团是凝聚合力的最好组织形式。它是潮人团结的象征，是潮人凝聚力、向心力的标志。

 

　　(三)为潮汕文化引进开放性的活跃因子

 

　　当那些潮人终于远涉重洋走向外部世界之时，一个生活的未知数在等待着他们去破解。

 

　　东南亚各国是海外潮人出洋谋生最为主要的侨居国。在这里，蓝色的海洋、等待开垦的处女地、陌生的土著、多种肤色的人群都迫使你得冷静面对、融入其中。面对生活与环境的严酷挑战，如果以内陆的文化心态及传统的处世哲学应对眼前现实，肯定只能败阵。海外潮人用血泪与艰辛作代价，逐渐懂得并收获了开放性这一思想文化成果。

 

　　西方的殖民统治者固然是为了本身的资本积累，但在对东南亚各国的掠夺中自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欧美各国在与东南亚以至整个东方的贸易中自然也带来了促进市场活跃的积极因素。海外潮人懂得用一种宽广的胸怀和雅量去汲纳原来所无、于我有用的营养以丰富自身，壮大自己，尤其是在开发、经商、贸易等活动中，彼地所体现的性格、意志、聪明才智都被潮人视为宝贵的文化财富而倍加珍视。思想开放是善于汲纳的先导，善于汲纳是思想开放的必然。海外潮人在另一个层面上已充当了西学东渐的中间媒介、“南文北移”的直接传导，自此，潮汕文化打开了海纳百川的崭新一页。

 

　　二、客观时势为海外潮人提供了驰骋之广阔空间

 

　　(一)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时刻，潮汕文化急需汲纳新的营养以充实自身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对中国大门的轰开，中国人才开始猛醒过来。面对那异质文明一再入侵的严酷现实，许多人陷入了沉思。任何斗争、变革、较量，最终都落实于文化上。人们开始从最深层次上寻找答案，思索对策。随着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入侵，西方文化也以各种不同方式涌入中国。面临文化碰撞的时刻，哪怕是再小的地域文化都同样存在一个自身如何抉择、发展的严峻问题。每一种文化的发展既有客观形势、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也有其内在的裂变衍化规律。当潮汕大地社会生活风云变幻、外来事物应接不暇之时，潮汕文化基本体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对有违我中华传统的外来文化坚决抵制，如伦理道德方面。另一种是对异质文化中的许多陌生面孔一时呈现出尴尬和茫然，但急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又不容许你踌躇而必须较快地作出抉择，接着便是乐观向前，敞开胸怀。汲纳外来文化固然有多种途径，但此时首先来自海外潮人方面的输入补充却是重要一途。

 

　　海外潮人在汲取外来文化因素时首先是立足本土文化而进行苛刻的取舍。如对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技术、贸易市场的供需运作、企业管理、信仰崇拜、思想意识等等方面采取的是适应的即取，不合的则舍。取舍过程极具明确的功利目的和选择标准，几经磨合，才为我所用。这种以原来潮汕文化为本的对外来文化的有选择吸收避免了生吞活剥，保证了母体消化系统的良性循环与畅通。其次是实践性极强。例如对东南亚文化中爽朗豁达的性格、市场贸易方面的机敏智慧的汲取以至衣饰食物、建筑风格(如骑楼)、日常用语、风俗习惯等物态、行为表现都是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同化进自己的文化系统。在海外潮人与故乡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潮汕侨乡文化不断形成和发展。比如外来语的传输就极为明显：如“玛淡”(即警察，也引申为逮捕、捉掠)、“五脚砌”(即骑楼下的人行道)、“哥啤”(即咖啡)、“沙茶”(即辣酱)、“目头”(即商标)、“士巴拿”(即扳手)等许多外来词汇都进入了潮汕方言之中。又如新的风俗也逐渐形成，如海外潮人回乡省亲时要给众人“分番糖”，以示同庆团圆;再返海外时亲朋戚友要打个糖包或办点礼物“送顺风”，祝愿渡海安全顺利。以上这些方面，海外潮商扮演的是最为精彩的角色。

 

　　(二)处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当口，潮汕文化必须改造封建性、建设民主新文化，以实

 

　　现自身的文化大转型

 

　　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封建文化，缔造并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它哺育着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也以它特别的意义和蕴含而独立于世界的东方。就是在今天和明天，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灵魂，这是毫无疑义的。实际上，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发展，也使封建文化进行长期不断的调适并得以改观。道路的曲折、发展的不平衡、内部的新陈代谢，始终是一种文化的生命奏鸣曲。当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成了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国民处于帝、封的双重统治，封建文化就在此时受到从来未有的历史诘难，它的相当部分未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它的封建性糟粕甚至成了时代前进的绊脚石。一个生命的衰亡将孕育着另一个生命的诞生，民主革命怀着新生儿的生机活力开始从祖国的南方发轫。可惜此时内陆的潮汕人，有的昏睡，有的如梦初醒，倒是海外的潮人较快地作出反应，及时投进民主革命的怀抱，就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当口，旗帜鲜明地亮出“民主”二字，迅速地在潮汕文化的发展史册上抒写了新的篇章，与全体潮人开始了建设民主新文化的艰难历程。追踪时代，勇于实践，以实现潮汕文化大转型，海外潮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处在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融合的特殊境遇中，潮汕文化需要两者的浸染交汇，

 

　　以形成新质

 

　　潮汕文化的主体是由中原转折植入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在潮汕的具体区域中又主

 

　　要体现为农耕文化，重农抑商成了千百年来潮汕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潮汕地区即使是地少人多，但潮汕人却仍然只能固守在潮汕平原上精耕细作。“种田如绣花”是代代潮汕人在“300万亩左右，……人均耕地不足1亩”的可耕面积上用锄头和犁耙寻找出路的杰构。但再精美的杰构也枉然，潮汕需要从外面“输入的粮食越来越多，1902—1908年每年从汕头港输入大米百万担以上，其中1905年最高达344万担。”对此，潮汕人只得另寻生路。到了近代，身具某些积极文化要素和有向海发展强烈欲望的海外潮人(主要为东南亚)终于真正地比较全面地感受到海洋文化的另一种气象：那宽广的胸怀、那憨直的性格、那果敢勇于蹈风踏浪的探险精神、那自由灵活的贸易交往，那连接着东西方的黄金海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富于诱惑力。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关系》中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曰以勇猛，曰以高尚。”在拓展潮汕人生存空间的作为上，海外潮人另辟蹊径功不可没。潮汕，随着社会变革的到来开始了另眼“向洋看世界”，人们不再一味守土，即使守土也不再一味守成。阵阵海风裹挟着南洋的气息就这样吹进了潮汕大地。应该说，潮汕文化在原有农耕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海洋文化的某些成分时是浑然天成，毫不勉强的，这与潮汕濒海的地理特征及其形成的人文因素有很大关系，所以两者一旦浸染交汇，即成了彼此最佳的结合，孕成新质。潮汕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始了自身的调整，实现了新的发展。